摘要：
中国的地痞横行，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正是旁人那胆小怕事、苟且偷生的习性，以及那“能忍就忍”的心态。除此之外，地痞群体通常属于社会最底层，他们已经一无所有，因而无所畏惧。相较之下，良民百姓往往有所依托，上有屋顶庇护，下有土地耕种，这些都成为了他们心头难以割舍的牵挂。中国有句俗语，言简意赅地描绘了流氓地痞与良民百姓之间的微妙关系，那便是“赤脚的不怕穿鞋的”。
本文转自爱思想，原名为《革命与流氓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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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出版社精心推出的“大家小书”系列中，收录了萨孟武先生的《水浒传与中国社会》一书。（2005年4月）萨孟武，一位享誉中国的现代著名学者，曾任政治学与社会学所长。《水浒传与中国社会》一书初版于抗战前夕。进入20世纪60年代，作者在台湾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增删修订。据此推测，北京出版社所发行的版本，当为经过增删的修订版。
萨孟武将梁山泊，宋江等一众占据之地，贬为乌合之众的巢穴；而他对于梁山泊“好汉”们横行乡里、掠财杀人等行径，则称之为流氓式的革命。
梁山泊所体现的，无疑是其成员中以无赖之徒为核心的特点。最初，梁山泊迎来了晁盖等七位志同道合者。晁盖虽出身于山东济州郓城县的富裕之家，他却偏爱结交江湖豪杰，对文人雅士并无太多兴趣，自称“专爱结识天下好汉”。（第十三回）其中，吴用乃落榜秀才，公孙胜则是一位四处云游的道士，刘唐在江湖间漂泊无定，未曾安定职业。三阮兄弟以捕鱼为生，兼营私商生意，而白胜则是个闲散之人。梁山泊的豪杰大多出自市井，缺乏正当的职业，要么在山林中拦截过往行人，要么在江湖中巧取豪夺。尽管我们对他们的义薄云天心怀敬佩，但对于他们被迫走上梁山的境遇，也应抱有适当的同情。然而，我们不应因为敬佩与同情，而掩饰他们原本的出身背景。”（第6-7页）
实际上，梁山泊的革命固然是典型的流氓革命，但在中国历史上，每一次引人注目的革命运动，无不与流氓阶层紧密相连。无论是行劫民财、杀戮掠夺，还是在攻城掠地、争霸天下之际，若没有众多流氓展现出他们特有的流氓气概，恐怕难以成就一番大业。
古语有云：“文人起义，难成气候。”单凭文人的革命行动，很难有所作为。然而，若要掀起革命、进行造反，完全摒弃文人是否可行？答案同样是否定的。回顾我国历史，那些颇具影响的革命或起义，往往是由文人墨客与江湖侠士携手完成的。
不过，在这场革命与造反的浪潮中，所谓的“秀才”必须转变为流氓化的存在，亦或是那些乐意与流氓为伍、深谙并接纳流氓价值观的“秀才”。
在参与革命与造反的共同活动中，“秀才”与流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：
一种情形是“秀才”充当发动者和领导者，引领流氓阶层掀起革命风潮，发起反抗。梁山泊便是此类事件的典型代表。宋江原本是位擅长刀笔的文吏，“刀笔技艺精湛，官场之道纯熟”。即便浔阳楼上的那首“反诗”水平不甚高明，却也足以证明他具备作诗的才华。总而言之，宋江至少算得上是一位读书人。梁山泊若无李逵、刘唐、白胜、三阮等辈流氓之助，固然难以成气候；然而，若缺乏宋江、吴用等饱学之士的智谋与领导，亦难以成就那般惊天动地的壮举。
“秀才”投身并引领流氓革命的案例，在史册中屡见不鲜。太平天国的革命与造反运动，便是其中之一。洪秀全与冯云山，均屡试不中秀才之位。虽未能如愿以偿，但他们毕竟具备了应试秀才的资格，多次踏入考场，勉强可以算作准秀才。若无杨秀清等流氓之辈的推波助澜，这场革命与造反恐怕难以掀起波澜；然而，若非洪秀全、冯云山等人的策划与推动，以及他们所创立的邪教作为意识形态的引导，这场运动恐怕也无法取得如此显著的“成果”。
“秀才”与流氓之间的另一种关联，便在于流氓借助或利用“秀才”之力，来发动并引领革命与反抗运动。当然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：（或一群）巨奸雄，他们不仅发动并主导了众多小喽啰的革命与叛逆，而且在这一进程中，亦巧妙地借助与运用了“书生”之才。刘邦与朱元璋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两位。
无论是“秀才”主动发起并引领流氓革命、造反运动，抑或是被流氓所鼓动和指挥，参与革命与造反的行列，作为“秀才”，都需在内心深处经历一场“立场转变”的革命，都必须在“身份认同”的层面上完成一场反叛。我们需摒弃读书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念，对读书人的思想情感乃至生活方式进行根本性的转变，以期与投身革命和反抗的队伍中的不良分子保持一致。
革命与造反之所以亟需“秀才”，在于他们所拥有的学识与洞察力，而非那些可能附着于读书人之身的价值观念或思想情感。
换句话说，革命与造反，仅需运用“秀才”的技艺，实则无需那种“知识分子”的情怀。在革命与造反的浪潮中，不论你是充当发动者和领导者的“秀才”，抑或是被他人借助与利用的“秀才”，都需在保持“秀才”本有的才华基础上，在精神层面尽可能地向流氓靠拢，与李逵、刘唐、白胜、三阮等豪杰们深度融合，形成紧密的联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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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孟武在其著作《水浒传与中国社会》中，如此开篇言道：自古以来，觊觎帝位的野心家大致可分为两类，其一便是出自豪族门第之人。杨坚、李世民等是。二是流氓，刘邦、朱元璋等是。此乃豪族倚仗之地，便于他们掌握权力，而流氓则无所畏惧，敢于冒险。”（第1页）
萨孟武指出：
贫困的蔓延预示着中国社会即将陷入动荡。此类历史事实充分证明：因贫困而引发的混乱，往往由无赖之徒挑起。他们既无家无业，生活亦动荡不安，既未曾品尝过生的欢乐，亦不惧怕死的痛苦。他们最是勇于冒险，从九死一生的边缘，骤然跃升至巅峰之境。个人或许并无显赫势力，然而一旦他们成群结队，便能肆无忌惮地横行于江湖。绅士们忧虑他们生事，而农民则担忧他们欺压鱼肉乡里。在中国社会里，他们宛如游离于外的异民，悄然间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关键角色。（第5-6页）
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时代，流氓之徒应运而生。在那个年代，若要推动革命与发起反抗，又怎能忽视流氓的存在？又怎能不普遍地借助他们的力量呢？
1925年至1926年间，毛泽东写了著名的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。文章以这样的话开头：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为毛式名言之一。我们今天读到的这篇文章，临近结尾，有这样一段话：
此外，还有相当数量的无产游民，他们或是失去土地的农民，或是失业的手工业工人。这批人构成了人类生活中最为动荡不安的群体。他们在各地建立了秘密组织，诸如闽粤地区的“三合会”，湘鄂黔蜀的“哥老会”，皖豫鲁等省份的“大刀会”，以及直隶和东三省的“在理会”，还有上海等地的“青帮”，这些组织都曾是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斗争中的互助联盟。妥善处理这一群体，是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。这些人群体勇敢无畏，充满奋斗精神，然而亦带有一定的破坏性。若能正确引导，他们便能转化为推动革命的力量。
此所述，实则是指萨孟武所定义的“流氓”。萨孟武对中国流氓的见解是：“在我国，那些游手好闲之徒不事劳作，亦无意投身劳动。他们并非社会存在的基石，却依赖于社会谋生。他们构成了过剩人口的一部分。即便他们尽数消失，社会亦无损其存续，反而其消亡可能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固。”（第4页）在这里，毛泽东虽曾指出他们“颇具破坏性”，却依然流露出对他们深厚的同情、由衷的肯定以及明显的欣赏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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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氓现象在世界各地均有存在，然而，中国的流氓群体却带有鲜明的“中国特色”。因此，在革命与流氓之间，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“中国特色”关联。
美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生活五十年（阿瑟▪史密斯）《中国乡村生活》一书中，特别对中国的“乡村地痞”进行了深入探讨。
可以说，若对乡村地痞的阶层地位缺乏深入认知，便难以全面把握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换言之，深入把握中国地痞的特质与职能，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洞察中国社会之本质。
众所周知，地痞在中国社会独具特色。这并非意指他国毫无此类人物或鲜见类似现象，只是指出中国地痞行使权力的方式独树一帜。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华民族的特性——即追求和平，避免卷入纷争。尽管我们的先辈曾一度粗野且好斗，其中不乏地痞之流，但他们与在我国这样一个平和的民族背景下产生的地痞相比，本质上存在着显著差异。（时事出版社，1998年1月第213页）
按明恩溥的理解，中国地痞的生存，建立在他人胆怯畏缩、安于现状、一味忍让的基础上。此外，地痞通常属于最贫困的阶层，他们已无甚可失，因此无所畏惧。寻常百姓家，往往头顶几片瓦，脚下几分土，这些都牵动着他们的心。我国俗语中有一句，“赤脚的何惧穿鞋者”，此言便将地痞流氓与普通百姓间的关系描绘得既生动又深刻。
1948年，赵树理所著的小说《邪不压正》问世，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在土地改革过程中，乡村中的流氓地痞如何活跃，并促使人们认识到这些势力如何操纵了乡村政权。该作品问世后，自然引发了诸多争议。1950年1月15日，赵树理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《关于〈邪不压正〉》一文，对自身创作进行了辩护。文中，他如此表述：
依我所见，土地改革过程中最难预防的问题之一，便是流氓趁机作乱。流氓往往出身贫寒，其身份与贫农极易相混。在土地改革初期，那些忠厚的贫农，由于长期承受封建势力的压迫，锐气早已被消磨殆尽，他们不敢轻易崭露头角，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激励与鼓舞；而中农则顾虑重重，常常采取一段时间的观望态度。相比之下，流氓分子则毫无顾忌，只要眼前有一丝微小的利益，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投向任何一方。此类人群大多属于贫困阶层。若他们愿意站在民众一边，反对封建势力，领导层自当予以接纳。然而，在运动进程中，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，逐步矫正其流氓习性，使他们能够诚实地成为一名新人。绝对不可在未彻底改造之前，让他们担任干部，以免他们有机会施展流氓行为。遗憾的是，在土地改革初期，该地区未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，导致地痞流氓混入干部与积极分子队伍，仍旧在民众面前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姿态。
赵树理
赵树理虽非托派之列，然而他对“土改与流氓”议题的深切忧虑，亦未赢得主流政治的共鸣。自《邪不压正》起，赵树理便屡遭批判，至“文革”期间，更是遭受批斗，以致肋骨骨折、髋骨粉碎，最终以悲剧收场。
我并不清楚，那位仅仅对“土改与流氓”问题有所探讨的赵树理，在“文革”时期是否又对“文革”与流氓之间的联系有所思考；同样，我也无法知晓，假如赵树理在“文革”的风雨中幸存，并在其后仍能进行思考，他是否会对这场革命与流氓的关联进行深入考量。
然而，在这个领域，确实存在众多值得深入探究与深思熟虑的问题。明恩溥曾言，若能深刻洞察地痞的特质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，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洞悉中国社会之貌。同理，对流氓的特性和职能有准确认知，亦能在相当程度上把握中国革命的精髓。反之，若对中国流氓的特性和作用缺乏认识，便无法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内涵。
记不得在哪本书上看到，江湖帮会中的一条“道德准则”是：“自己的事再大，也是小事；帮会的事再小，也是大事。”这让我想到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那句话：“个人之事，纵使重大，亦不过小事；集体之事，哪怕细微，亦当视作重中之重。”
长久以来，那些在各级教科书中正面呈现的话语，实则有多少源自江湖的隐语；而那些我们用以表达决心、展示忠诚的言辞，又有多少在时间的长河中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。（甚至献爱心）那些话，多少是流氓言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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